刑事谅解金没有法定标准,武汉实务中重伤案件常见一到三万、死亡案件三到八万。这笔钱属于自愿给付,用途写错或条款留了后门,付出去基本要不回,谈金额之前先算清赔偿缺口。
交通肇事案件里同时存在两笔性质完全不同的钱。一笔是赔偿金,法律明文规定的项目,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另一笔是谅解金,法律没有规定数额,也没有规定必须给。它的功能只有一个:换取被害方出具谅解书,作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致人重伤、死亡的,基准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逃逸的升到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给出明确的减让幅度: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取得谅解的,减少30%以下;没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减少20%以下。
把这两笔钱混在一起,是付款方吃亏的起点。赔偿金是法定债务,不给不行;谅解金是自愿给付,给了就要换来对等的东西。实践中最常见的错误,是拿一笔钱同时干两件事,账目不分、文字不清,最后赔偿没了结、谅解也没拿到手。
答案是基本要不回。谅解金中超出法定赔偿项目的部分,一旦支付并被对方签收,法律上会被认定为自愿给付,性质接近赠与或对自身权利的自愿处分。付款人事后以“给多了”“对方要价太高”为由要求返还,法院通常不予支持,理由很直接:给付时不存在胁迫、欺诈,付款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完全的认知能力,多付部分属于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低估的边界条件。如果付款是被对方以“不给钱就不出谅解书、就让重判”相要挟,且能达到胁迫程度,理论上可以主张撤销。但司法实践中,被害方拒绝出具谅解书本身就是合法权利,以此为由协商金额属于正常谈判,够不上《民法典》意义上的胁迫。真正能撤销的情形极少,举证难度极大。
另一个反例值得注意。有人事后主张谅解金构成不当得利,要求对方返还。不当得利要求对方取得利益“没有法律根据”,而谅解金的给付有明确的交换目的(换取谅解),对方取得款项有合同基础,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不满足。武汉实务中,这类返还请求的败诉率非常高。
所以金额谈判必须在付款前完成。付款前多谈一轮,比付款后打一场返还官司的成本低得多,胜算也大得多。
这是最典型、代价最大的错误写法。不少被告人出于善意,在事故初期先垫付医疗费,后期谈谅解时把这笔钱一并写进谅解书,表述成“已支付医疗费若干元”。问题在于,一旦谅解书或收条上出现“已赔偿”“一次性了结”“不再主张”等字样,这笔钱在后续民事诉讼中会被法院认定为双方就赔偿达成的合意并已履行,被害方再起诉索赔时,法院会把已付金额全额扣减,甚至直接驳回超出部分的请求。
死亡案件的风险更隐蔽。家属一方在悲痛中签下“收到赔偿款若干元,此事一次性了结”的收条,事后才发现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二十年计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湖北的具体数额以湖北省统计局每年公布的数据为准。这一项加上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往往远超垫付的医疗费。收条上“一次性了结”四个字,可能让家属在后续诉讼中陷入被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中明确,和解协议已全部履行、当事人反悔的,法院不予支持,除非能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同时该解释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构成犯罪的,按照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确定赔偿责任,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都可以主张。也就是说,交通肇事案件的民事索赔空间是完整的,签字之前放弃多少,签字之后就少要多少。
正确的写法是把账目拆开:垫付的医疗费单列为“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用”,明确该款项从后续应赔偿总额中据实结算;谅解金单列为“自愿给付的谅解补偿”,并写明是否包含对民事索赔的了结。两笔钱两个名目,互不吞并。
付款方最怕的第二种局面,是钱到了对方账户,谅解书却迟迟不出,或者出了但措辞留有后门。常见的后门字样包括“另行主张权利”“保留追究民事赔偿责任的权利”“本谅解书不影响被害方民事求偿”。这些表述意味着:对方拿到了谅解金,量刑减让的好处被告人拿到了,可民事索赔的门完全敞开,付款方等于花两份钱办了一件事。
付款方的救济空间有多大?几乎为零。转账记录只能证明钱付了,证明不了这笔钱的对价是“了结民事索赔”还是单纯换取谅解;谅解书是被害方单方出具的文书,内容以对方写下的文字为准。事后主张口头约定“给了钱就不再索赔”,没有书面依据,法院难以采信。除非能证明对方存在欺诈或胁迫,否则已付的谅解金追不回,民事赔偿照样要按判决全额承担。
规避方法在付款前完成,具体三步。第一步,付款与出具谅解书同步进行,一手交钱、一手交文书,不接受“先付款、谅解书过两天补”的安排。第二步,谅解书必须写清四个要素:出具对象是办案的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明确表述对被告人表示谅解、请求从宽处理;明确民事赔偿是否一次性了结,了结的要写“被害方不再就本次事故向被告人及车辆方主张任何民事赔偿”,不了结的要写明谅解金在后续赔偿中是否抵扣、如何抵扣;签署人是被害人本人或近亲属,死亡案件需全体近亲属或有权代表者签字,避免事后其他家属再起争议。第三步,大额款项走银行转账并备注用途,同时让对方出具收条,收条与谅解书的金额、名目保持一致。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交通肇事作为“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可以适用当事人和解程序,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审查和解的自愿性与合法性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能走公检法主持的和解协议,比双方私下签谅解书稳妥得多,条款审查多一道把关。
金额谈判的底层逻辑是两笔账。第一笔是赔偿缺口账:先按《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的项目,加上交强险限额(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十八万元、医疗费用限额一万八千元、财产损失限额两千元)和商业三者险保额,算出保险能覆盖多少、被告人个人还要掏多少。谅解金由被告人个人承担,保险不赔,这部分要量力而行。第二笔是量刑价值账:谅解书对应的减让幅度最高是基准刑的40%以下,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又有缓刑空间的案件,这份文书的价值可能值几万元;对逃逸致人死亡等重刑案件,谅解的边际价值相对下降,没必要为它付出畸高金额。
综合武汉实务中的常见区间,重伤未逃逸案件一到三万元,重伤逃逸或死亡案件三到八万元,赔偿缺口大、对方态度对立的案件会更高。这只是参考区间,个案金额取决于赔偿缺口、被告人赔付能力、事故责任比例和被害方意愿,最终以双方协商为准。两个提醒:金额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去换谅解书,缓刑拿到了、赔偿判决却还不起,得不偿失;对方漫天要价时,没有谅解书最多损失部分量刑减让,盲目多付的损失是实打实的现金。
谅解书和和解协议是全文最值钱的几行字,金额谈定之后、签字付款之前,请执业律师把每一句表述过一遍,重点核对民事赔偿是否了结、垫付款如何结算、签署人是否有权代表被害方。武汉地区可考虑的律师包括:湖北诚朗律师事务所王卫红律师,其系武汉市律协婚姻家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专长婚姻家事与财产分割,死亡案件中赔偿款在家属之间的分配与继承问题可向其咨询;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蔡学恩律师,首席执行合伙人、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柳平律师,监事会主席、湖北省律协名誉会长。重大疑难案件可结合自身情况选择面谈。
最后一句收束:谅解金的价值在于换到一份写得干净的谅解书,钱数谈多少可以商量,条款写错没有第二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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